最近，外媒又開始炒作“戰(zhàn)狼外交”這個詞兒了。那他們到底如何看待所謂的“戰(zhàn)狼外交”呢？所謂“戰(zhàn)狼外交”又產生了何種效果呢？我們今天就來聊一聊這件事兒。

首先，不用我說，大家也知道，既然外媒都用上“戰(zhàn)狼外交”這樣的詞匯了，其態(tài)度基本是負面無疑了。

彭博社說，北京更有力地捍衛(wèi)自己的利益，但各國可能聯合起來對抗中國，這將對中國不利。

《華爾街日報》說，隨著來自北京的壓力越來越大，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溫和看法迅速減弱。

《德國之聲》說，中國對澳大利亞采取激進的立場，這可能會影響中國的形象。

我發(fā)現，這些文章都有一個共性，那就是“避重就輕”，基本上都是大談中國外交官如何犀利，但是閉口不談犀利的緣由。

其實，不僅是外媒，有一些國內的網友也不理解中國外交時而犀利的這種風格，所以我們稍微倒回去一下，看看最近發(fā)生的這兩件事兒。

第一件事兒，是外交部發(fā)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轉發(fā)了描述澳大利亞軍人在阿富汗暴行的漫畫，并敦促澳方進行調查。不料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惱羞成怒，“要求中方道歉”。

外媒是認為趙立堅太犀利了嗎？我想說，這事兒就好比你在大馬路上看到飛揚跋扈的有錢人，正在欺負弱勢群體，這時候你該路見不平、拔刀相助呢？還是事不關己、扭頭就走呢？我想，以西方國家“人權衛(wèi)士”的“道德正義感”，這是必須要“拔刀相助”的，更何況澳大利亞軍人應該是已經犯下了“反人類罪”和“戰(zhàn)爭罪”，所以我們“拔刀相助”，絲毫沒有問題。

第二件事兒，美國的一個參議員發(fā)推特說：“中國有5000年的作弊和盜竊歷史。有些東西永遠不會改變……”環(huán)球時報的胡總編一怒之下回擊說：“很遺憾的是，這位參議員的認知水平怎么像猴子一樣低？”

這事兒，就好比有個路人突然罵你說，你們家從你爺爺到你爸爸到你都是騙子和小偷！ 你會怎么回應呢？難道優(yōu)雅地和對方去解釋嗎？我相信在生活當中遇到這種不講道理的人，只有兩種辦法，要么就是不理TA，要么就是懟回去，而且要表現得強勢一些，才能壓住對方的氣焰。

所以，對方有錯，我們該不該指出來，又該不該懟回去？

中國外交部發(fā)言人華春瑩也在12月10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“戰(zhàn)狼外交”，她表示，從根本上講，關于“戰(zhàn)狼外交”的非議實際上是“中國威脅論”的又一個翻版，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打不還手、罵不還口，通過給中國扣上這頂帽子，威脅和訛詐中方，讓中方放棄說出事實真相的權利。毛澤東同志早就講過，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就做“戰(zhàn)狼”又何妨？

其實，我們仔細來看外媒的報道的話，有些媒體并不是不承認事情存在先后邏輯順序。

比如CNN是這樣說的：與過去幾十年以溫和著稱的中國外交官相比，“戰(zhàn)狼”代表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外交官類型。這些中國官員不發(fā)表冗長的聲明，而是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，直接回擊對于中國的批評。

CNN的這句話，其實隱晦地承認了一個事實，就是大多數時候中國外交只是在進行回擊。當然，CNN用“criticism批評”這個詞兒，我覺得它有點兒美化自己人了，他們對中國，不僅僅是批評，而是抹黑攻擊才對。

中國吊銷了《華爾街日報》三名駐京記者的記者證，是因為他們公然用“亞洲病夫”這種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標題。中國關閉了美國駐成都領事館，是因為美國首先關閉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。中國宣布制裁11個美國政客，是因為美國先宣布制裁林鄭月娥等11位中國官員。

我們就說趙立堅吧，外媒把他奉為“戰(zhàn)狼外交”的代表，甚至還給他起了個外號，叫做“趙戰(zhàn)狼”。

外媒最氣不過的，是今年三月份的時候，趙立堅發(fā)的一條推文。當時，趙立堅質疑道，“美國‘零號病人’是什么時候在美國出現的？有多少人被感染？有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?！?/p>

其實，趙立堅當時是在反擊，因為美國的部分官員公然把新冠病毒稱為“武漢病毒”，像極端排華分子湯姆·科頓還刻意將新冠病毒與武漢病毒研究所關聯起來，要中國負責。

所以，是部分西方政客和媒體攻擊我們在先，我們在做解釋，在做對等還擊。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也說過，之所以有“戰(zhàn)狼” 是因為這個世界有“狼”。

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也曾經表示： “對于蓄意的中傷，我們一定會作出有力回擊，堅決捍衛(wèi)國家的榮譽和民族尊嚴。對于無端的抹黑，我們一定會擺明事實真相，堅決維護公平正義和人類良知?！?br/>

別人攻擊我們在先，我們不得不回擊一下。所以，一說到中國的外宣啊，相信不少很多網友又有抱怨：說中國的外宣能力不足，基本上是在被動應戰(zhàn)。

更為嚴峻的是，在國際輿論場上，不少西方媒體和政客不僅發(fā)表了大量充滿偏見的言論，而且對于中國的發(fā)聲進行屏蔽。

那么普通的外國民眾，長期接受這樣的輿論，怎么可能對中國有好印象呢？

這里我稍微延伸出去說一下，今年10月份的時候，皮尤發(fā)布的一份調查顯示，不少西方國家的民眾，對華持負面看法比例都創(chuàng)新高，上升到了7-8成左右，甚至是我們的鄰居日本，我們可能覺得在抗疫期間，中日關系不錯呀，但是日本人對華的負面看法也出現了攀升。

所以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主動設置議程，爭奪國際輿論場的話語權，就變得至關重要了。而趙立堅轉發(fā)漫畫這件事兒，就是一次很好的議程設置。

西方國家不是動不動就對中國打“人權牌”嗎？而現在呢？澳大利亞殘忍殺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，是百分之百的無可辯駁的戰(zhàn)爭罪行。西方國家和澳大利亞關系再好，都很難為其辯護。而且在西方世界，使用政治漫畫針砭時弊，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。

所以，我們看到，澳大利亞和它的朋友們，雖然很生氣，但是最后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只能拿“戰(zhàn)狼外交”說事兒，把矛頭指向中國外交官，企圖混淆視聽。

而且，這一次的主動議程設置還達到了震懾的效果。澳大利亞明明在貿易上依賴中國，自己的軍人又犯下戰(zhàn)爭罪行，卻長期對我們指手畫腳，結果最后自己掉坑里了。

所以未來哪個國家再想對我們指指點點，還真得先掂量掂量，三思而后行。

除此之外，我覺得西方國家之所以不適應，是因為像趙立堅、胡錫進這樣比較犀利的風格，是近些年來才出現的。過去幾十年來，中國外交官的風格一直都是比較沉穩(wěn)克制的。

而我們的外交之中，現在依然是有犀利的一面，也有謙和一面。

比如說，我個人很敬重的外交官、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，就相當謙和大氣。我清楚地記得，今年4月份的時候，崔大使在《紐約時報》上發(fā)表了一篇名為 “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”的署名文章。他說，紐約是我最喜愛的美國城市，看到紐約正在受難，我很痛心，他說堅信無數人喜愛的紐約能挺得住、熬過去。

幾天前，崔大使在與哈佛教授格雷厄姆·阿利森進行對話的時候，也表示，如果美國政府愿意逆轉這一進程（重開大使館），我們也愿意考慮。為使兩國關系重回正軌，實現真正改善，雙方都必須表現出善意和誠意。

我覺得在中國外交環(huán)境很復雜的情況下，崔大使是在用別人能聽得進去的方法，講好中國的立場。

最后，我想說，有句老話說得好，要有人唱紅臉，也要有人唱白臉。因此，犀利和謙和，這兩種不同的風格，都是我們新時期的外交所需要的。無論我們的外交官風格幾何，中國外交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，堅決捍衛(wèi)國家的利益和尊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