攤開畫布，拿起筆刷，在顏料斑駁的畫板上調好顏色，對著手機看了幾眼原圖，趙小勇開始作畫了。整個過程一氣呵成，沒有猶豫，沒有停頓，沒有與別人言語。40分鐘后，一張梵高的自畫像躍然紙上，綠色的眼睛尤為神采。

20年前開始拿起畫筆時，趙小勇和鐘早春也許不曾想到，這一畫就是超過十萬張梵高，所有的人生就變成不間斷地模仿一個畫家，然后源源不斷地仿制他的作品。

一個人一個月畫500張梵高

梵高，一個傳世的荷蘭畫家，成為遠在中國深圳的畫工趙小勇，和妻子鐘早春的人生關鍵詞。

這間小小的畫室在深圳大芬油畫村后巷的角落，沒有醒目的大字招牌，只寫著“印象畫室”四個字。招牌之上，是一張照片，十年前的趙小勇舉著一張剛畫完的梵高，背后是當年的畫室，環(huán)境簡陋，與工廠無異，三五個畫工和上百張還在加工的油畫。這是大芬的縮影。

在這個咫尺見方的畫室，最里面的位置是屬于鐘早春的，她面前的墻上一直掛著一張或大或小的畫布，桌臺是調色板，到處都是顏料斑斑的痕跡，旁邊的紙箱里丟著擦過筆刷后的廢紙團。

記者見到她時，她就坐在這個位置，畫一張尺寸不大的《收獲的景象》，第二天就換成了《盛開的杏花》。畫臺上夾著一個白色手機支架，畫畫的時候她的手機就夾在這里，或是在播電視劇，或是用來跟客戶隨時溝通，或是用來比對原畫。邊看邊畫，聽說前兩天她已經邊畫畫，邊追完了整部《歡樂頌》。

在她的正上方還掛著四五十張正在晾干的油畫。這一次的訂單是700張，時間約為一個月，客戶是一位香港商人。趕單，就是把一張畫反復畫N遍，這也是畫工的工作常態(tài)。

雖然現在的鐘早春儼然是一個老畫師，調色用筆作畫幾乎都已經成為本能，不需要思考。但當年她從江西農村來深圳打工，沒有遇見趙小勇時，應該從未想過仿制名畫會成為自己的工作。

1994年，趙小勇從湖南農村來到深圳打工，雖然從小喜歡畫畫，但是維持生計讓他不得不選擇在工藝品廠里做流水線工人，在那里，他認識了妻子鐘早春。1997年，他跟隨老鄉(xiāng)來到了大芬村，開始在這里做學徒工。

當年在工廠里介紹趙小勇來大芬畫畫的工友，不到兩個月就重回廠里做工了，因為“實在堅持不下來，畫不下來”。幾年過去，工友還是會給老趙打電話，“你要是不想畫了，這個工廠老板還是要你過來”。這些邀請都被趙小勇婉拒了，繼續(xù)一頭扎在大芬一張又一張的畫布里。

《咖啡廳》是趙小勇賣出去的第一張梵高，60*90cm，成交的價格是280元。雖然畫得不算差，但徒弟的身份，讓他比老師傅們低了幾十塊錢，“不賣的話我哪有錢呢？還要買布買顏料，還要繼續(xù)畫啊，沒辦法的。”

1999年到2008年之間，是訂單量最多的十年。趙小勇說，最多的時候一張畫要五千張，一個月畫500張。那時，他還沒有帶學徒，大量的訂單就靠著夫妻倆和弟弟、舅舅四人完成。平均一天要畫14-15個小時。

生活和畫畫，就濃縮在這個兩室一廳的出租屋里，客廳里畫畫吃飯，臥室睡覺，肉眼所及都掛滿了梵高?？菰锖蜋C械重復的生活，讓趙小勇不止一次扔了畫筆，“真的就是不想畫了”，但看著上百上千的訂單，和嗷嗷待哺的兩個孩子，他不得不重新撿起畫筆。長期在狹窄空間里作畫，讓趙小勇身體狀況一年不如一年，高血壓，習慣性的頭暈，消瘦。

去年5月，趙小勇的師傅，就是20年前在大芬教他畫第一張梵高的老師，在家中去世了兩天才被發(fā)現，身邊還放著上一批賣畫拿到的3800元現金。死因據說是長期咳嗽沒有及時治療，這跟長期悶頭畫畫不無關系。鐘早春說，現在提起這件事，老趙還是會難受的頭皮發(fā)麻。采訪過程中，趙小勇不止一次擺擺手，“畫畫太累了，用畫畫來賺錢，實在太累了”。

出走大芬，原創(chuàng)依然遙遠

如今，留守大芬村，接單畫梵高的任務，多由妻子鐘早春完成。當年還在陶瓷工藝廠打工時，鐘早春并沒有任何美術基礎，只是偶爾會隨手畫些簡單的小玩意兒。零基礎開始跟老公一起轉行畫畫，她算是趙小勇的第一個徒弟。

她的生活就是簡單的兩點一線，早起給還在上小學的兒子做飯，做家務，再等著兒子中午回來吃午飯，然后收拾停當去工作室繼續(xù)畫梵高訂單。

現在鐘早春畫的每一張訂單梵高，畫布上都有一層淺淺的噴繪，保證畫面的比例輪廓百分之百正確。“反正我們畫的是商業(yè)畫，價錢也賣不了很多，就得提高一點速度。有了微噴就不累腦了，我們畫的時候會把噴繪完全蓋住，誰也看不出來?！?br/>

2013年，一位常買畫的朋友在蘇州開了畫廊，趙小勇前去觀摩，他發(fā)現，自己賣給朋友七八百元一張的《星空》，在這里的售價居然是七八千元，接近十倍的價格差讓他頗為意外，“原來我的畫還是有價值的”。

于是，趙小勇選擇了出走大芬，到寧波開畫廊，一口氣就開了兩家。即便每月的營業(yè)成本就有三四萬元，但相比于大芬激烈的競爭和透明的價格，如今一幅畫能買幾千，這個選擇顯然不算失敗?！爱嫷迷俸?，在大芬也賣不到什么價錢”。趙小勇開始常駐寧波，兩三個月回一次深圳，看望妻兒，并從大芬村進貨。

鐘早春和趙小勇的境遇在畫工中已算不錯的，房價還沒暴漲時咬咬牙，靠著畫梵高攢下的一點積蓄，在村口的小區(qū)買了房子，大女兒已畢業(yè)工作，兒子在讀小學五年級。但是趙小勇的家里卻沒有掛一張梵高?！拔易约寒嫷目隙ㄊ且阉u掉，沒有多少思想在里面。畫得好或許會舍不得，但價格也能賣得高一點。”

現在，大芬畫室里掛著的梵高畫作，多是鐘早春和其他徒弟完成的。其中有一張趙小勇的自畫像，是他為數不多的原創(chuàng)作品，卻依然離不開梵高的影子。趙小勇雖然這兩年也開始嘗試原創(chuàng)或創(chuàng)意的畫作，但都只是閑暇時的嘗試，并不會投入太多的時間和心血。

背后的原因很現實，訂單太多沒時間原創(chuàng)，也怕了耗盡心力畫的原創(chuàng)作品沒法快速變現。畢竟，對于包括趙小勇夫婦在內的多數大芬一線畫工來說，畫一批就能賣掉一批，養(yǎng)家賺錢才是最重要的。鐘早春依然會對創(chuàng)作獨立作品的畫家心生羨慕，但在現實面前，也僅僅是向往。

藝術，創(chuàng)作，離他們或許還太遙遠。

當“梵高”看到了真的梵高

采訪間隙，趙小勇的朋友進店跟他寒暄，談及對老趙畫作的評價，這位朋友脫口而出，“那還用說，我叫他第二個梵高”。然而直到畫了第十七年梵高，趙小勇都還不知道真正的梵高長什么樣。

梵高的筆觸真的那么瀟灑嗎？顏料真的很厚嗎？畫幅尺寸都很大嗎？趙小勇不知道，他所認知的梵高都來自圖片和畫冊，看不見細膩的筆觸，也看不見顏料堆積出來凹凸不平的畫面。

2014年8月，趙小勇跟隨攝影師余海波和他女兒余天琦，第一次去了荷蘭阿姆斯特丹，見到了梵高的真跡。“比我們想象中的差得太遠了，不是那么厚油，看到最大的一幅畫就是那個吃土豆的人，就這一幅畫大一點，其他的畫都是小小的。有時候看到梵高的自畫像，就是30*40厘米那么大的。”

他駐足觀看了很久，畫了那么多年，這才是他離梵高最近的一次。

（看看新聞Knews記者：賴瑗 姜濤 編輯：施荔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