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記者在網上刷到了一些運營商充場的兼職招聘信息，以四五十一張的價格雇人兼職去辦理電話卡，卡辦得越多錢就拿得越多。為何辦理電話卡還能拿錢，這些卡又拿去干什么了？記者潛入一個兼職群進行了一番調查。

在這個兼職群中，群主稱辦卡即可領錢，聯(lián)通卡40一張，電信卡50一張。根據(jù)群主提供的地址，記者來到了線下辦卡的地點，一位自稱聯(lián)通工作人員的男子，拿著一個類似pos機的機器，讓辦卡者一一刷身份證，核驗名下已有的辦卡信息。一名自稱是聯(lián)通工作人員的男子表示，只要手機號碼沒有欠費，就可以跟著一起去營業(yè)廳辦卡，但卡不能帶走。

和記者一同辦卡的有十幾人，他們中間有些人已經不是第一次來辦了，并表示辦了以后也沒有發(fā)生什么糾紛，所以認為并沒有風險。當記者問及，知道辦好的卡去哪了嗎？有辦卡的人告訴記者，一般是一些公司要沖業(yè)績，需要多個不同電話卡打電話給消費者推銷。隨后記者致電聯(lián)通客服詢問相關情況，對方表示，這些所謂的工作人員并不可靠，建議記者及時注銷自己名下并非自己使用的卡。

記者梳理發(fā)現(xiàn)，市場上的“充場”兼職主要分為兩種，一種是為各類活動湊人數(shù)，制造熱鬧假象；另一種就是各種App注冊充場，利用新人福利和推薦獎勵牟利。在各大社交平臺上，“簡單充個人數(shù)，日結300元，全程無風險”的廣告語吸引了不少學生、上班族等群體參與。

法律人士介紹，目前，“雇人辦卡、再賣卡換錢、最后用電話卡從事其他活動牟利”的操作已經形成了灰色產業(yè)鏈。通常辦卡團伙，用兼職的套路去招募不特定人群，或者去社區(qū)，用辦卡送禮的套路忽悠老年人。今年5月，上海奉賢警方就發(fā)現(xiàn)轄區(qū)內6317名農村老人的實名信息，被犯罪團伙盜取販賣。奉賢區(qū)人民檢察院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對江某等5人提起公訴。

事實上，無論是充場辦理電話卡，還是充場認證App，本質就都是對個人信息的批量買賣。法律人士指出，這些新辦的電話卡極大概率是被賣給第三方團伙，用來給“貓池”養(yǎng)卡，從而進行二次售賣，成為電信詐騙、洗錢、網絡水軍等黑灰產業(yè)的工具。原持卡人也可能面臨不必要的法律風險。

信息專家解釋，所謂的“貓池”，并非新事物，一個“貓”就是一個調制解調器。貓池就是很多的調制解調器放到一起，插入電話卡，它就可以進行上網、通話及發(fā)送消息等。在互聯(lián)網時代，充場工作室也變得越發(fā)龐大和復雜。以記者調查來看，僅一個電話卡的充場，中間就至少流轉了3個中介，如果求職者發(fā)現(xiàn)號碼被用于非法活動，追責和維權也平添了不小的難度。

為了幾十或幾百元的報酬，泄露了自己最核心的個人信息，實在是得不償失。在這條黑色產業(yè)鏈中充場，“充場”信息的發(fā)起方，以及被動卷入其中的市民，要承擔哪些法律責任？監(jiān)管部門又該如何斬斷買賣個人信息灰色產業(yè)鏈？律師游云庭今天在接受看看新聞Knews采訪時表示，如果這些運營商本身確實就是詐騙集團的一環(huán)，那么就應當以詐騙罪的共犯來追究其刑事責任。我國《刑法》以及《反電信網絡詐騙法》對此類提供賬號支持的“充場”行為，都規(guī)定了嚴格的處罰措施。例如，《刑法》中明確設有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，其入罪門檻較低只要提供5張以上銀行卡，或20張以上手機SIM卡，即可構成該罪。此外，如果行為涉及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，達到10條敏感信息或500條一般信息的標準，也可能觸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，相關責任人員同樣需要承擔刑事責任。

游云庭表示，對于那些不明真相的老人或求職者，如果受誘導辦理電話卡、銀行卡并出借或出售，一旦這些實名賬戶被用于犯罪，行為人同樣可能構成幫信罪；如果個人身份被冒用，則不僅可能面臨信用懲戒，還可能需要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。

游云庭表示，從防范角度來看，相關網絡平臺在敏感賬號的注冊環(huán)節(jié)，應建立“實名審核 + 風險提示”的雙重機制，例如通過觸發(fā)人臉識別來阻斷批量、虛假注冊行為。當然，隨著平臺審核機制的升級，境外的灰色產業(yè)團伙也在不斷調整手段。因此，最根本的防范之策，仍是提升公眾的防范意識，不因一時小利而隨意注冊、出售自己的實名信息，從源頭上切斷犯罪鏈條。